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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矿公司的日子里
发布时间:2018-11-08  字号:[ ] 来源:未知
作者:江矿公司奠基人、原总经理  陆来源
 
       走过漫漫岁月,细数片片回忆。岁月里飘荡着悠扬的歌声,也饱含着辛酸的泪水;回忆多半是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留下的伤痕。想当初,谁不想燃起青春的火焰,谁不想放飞心中的梦想,谁不想扬帆去远航,谁不想让人生绽放奇异的光彩。到头来,有多少收获和精彩,有多少甘甜和幸福,又有多少苦涩和感叹,不是过来人,谁解其中味?
       1988年春,地质矿产部在北京西三旗酒店召开全国地矿局长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地质工作如何走向市场的问题。会议中途,颜美钟局长电话通知我去参加,当时我任局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主任兼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我不太了解局长要我参加会议的意图。回局后不久,颜局长和胡魁副局长即找我谈话,命我负责筹备成立江西省地质矿产开发公司。我喜欢吃螃蟹,没干过的事情总想尝试一下。所以不假思索,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局长。4月中旬,地质矿产部正式批准成立“江西省地质矿产开发公司”。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局任命周纪成副局长兼任公司总经理,我兼副总经理,吕长忠同志任副总经理,并在省工商局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于6月25日正式开张营业。公司注册资本仅30万元,员工老老少少只有7、8个人,所以开张没有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这是否为公司往后的发展不顺留下了阴影?我是唯物论者,我不信这一套。
       公司命途多舛,开业不久,国家就发出了整顿公司的通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领导干部不允许在公司兼职。于是9月20日就免去了周纪成兼任的总经理职务,同时任命我为总经理,随后免去了我的外经办主任职务。在公司工作前后近八年时间,正好与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时间相等,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我总是莫名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成立公司的初衷是开发矿业,把公司办成矿业开发的龙头,以带动全局矿业的发展。当时公司选取的第一个项目是会昌岩背锡矿,因为这个矿是我局发现并勘探的,是不可多得的大而富,易采易选的矿山,加上这个矿又地处革命老区,我们通过国务院扶贫办申请到2000万元低息贷款,这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可是却遭到赣州冶金煤炭局的坚决抵制,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黄智权出面协调也未果,终使该项目流产。后来通过省扶贫办努力搞到400万元扶贫贷款,用于矿山扩建改造,由江矿公司担保贷款并负责技术服务。20年前,地质勘探单位就试图走勘探开发一体化的路子,可是囿于那时的政策环境还不像现在这么宽松,社会上总认为地勘部门是专门从事地质勘探的,不能介入开发领域,尤其是冶金部门对地质勘探部门参与矿山开发十分反感,所以这个项目的不成也属必然。其实公司那时也不具备开发矿山的条件,一无资金,二无人才,再加上当时矿产品价格十分低廉,即使这个矿山给我们开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倒是矿山技术服务给公司创造了得以生存的一息机会,后来公司与中矿公司、省老建办合作,又承接了会昌盐矿、上犹蕉里银铅锌矿的技术服务,是技术服务的收益维持了公司的日常开支。
       在开展技术服务的同时,公司在探索另一条出路——贸易。做生意谈何容易!谁懂生意经?谁是买家?谁是卖家?几乎是一概不知。公司没有一个人受过贸易方面的专业训练,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之前做过生意,可是我们的起点还定得非常高,决心要赚外国人的钱,做外贸生意。我从外贸厅朋友那里借了一本有关国际贸易的教材,自己先看了一遍,就给大家讲起了课,从什么叫FOB什么叫CIF讲起,经过简单的培训,把公司仅有的几个人分成了几路出去搞调查,主要是摸清货源。然后又千方百计与大的外贸公司挂钩,充当“二传手”,为外贸公司组织货源。记得第一笔生意是锡砂,第二笔生意是萤石,虽然数额不大,盈利不多,但都轻取小胜,自有说不出的高兴。紧接着公司与中信、光大、五矿都挂上了钩。1990年初,与中信合作的第一单萤石出口业务做得惊心动魄,公司在福建、浙江等地为中信公司组织了2500吨货,仓储在上海码头,准备发运日本,临装船前得商检局通知,产品质量不合格,不合格显然不能装船,无货装船是要罚款的。公司好比初生的婴儿,风中摇曳的小草,怎么经得起如此重创?时任公司副总经理并分管经营业务的翟平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报告这令人沮丧的消息,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还故作正经地说:“不要怕”。随即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赶往上海。到上海后与翟平以及中信公司的俞行一起商量对策,一是雇用大量民工对含沙量超标的萤石进行过筛,对块度超标的萤石用锤子敲碎;二是与浙江东风萤石公司联系购买该公司仓储在上海的现货2000吨。尽管东风公司卖了我们高价,但还是帮我们解了围。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局计财处临时借支20万元,并及时电汇上海,帮公司解决了燃眉之急。在两、三天的时间内解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其紧张的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使我切身体会到商场如战场的味道。值得庆幸的是这笔生意非但没有亏,还赚了16万元。那几年“借船出海”,靠贸易使公司得以生存并稍有发展,小日子过得还好。
       1992年,在“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政治氛围中,在局领导的鼓励下,在公司前两年走得比较顺的基础上,公司积极与日商和台商洽谈,合资兴办了一个石材加工厂和一个竹业加工厂,起初业务还比较红火,外商纷至沓来,还有不少领导也亲临视察指导。后来,由于石材市场转移到了福建、国内竹业市场的无序竞争,迫使竹业加工厂停产,石材加工厂也奄奄一息。两企业陷入困境,同时拖累了整个公司,使公司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包袱,严重威胁着公司的生存。这是我头脑发热盲目发展的结果,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公司盈利时当总经理是潇洒的,可是当公司亏损时当总经理就难受了,那种痛苦是难以言表的,犹如坐在针毡上一样,饮食无味,寝卧不宁。所以当企业领导的,尤其当“一把手”的薪酬适当高一些我是赞成的。
       1995年底我调离了江矿公司,对我来说虽然是一种解脱,但我是一个失败者,对不起江矿公司的员工,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现在的江矿公司在新一代领导者的带领下,逐步走出了困境,取得了进出口经营权,生意越做越大,创汇额相当于我在时的十倍,这在全国地矿系统也是不多的,我打心眼里佩服并为之而高兴。
       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强者,不是一个经营人才,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经理。第一我的心太软;第二不够精明。著名企业家严介和说过:“一流的企业家是精明+厚道,二流的企业家是精明+精明,三流的企业家是厚道+厚道。没有精明的厚道是傻瓜蛋,没有厚道的精明是小聪明”。固然我算不上什么企业家,但我毕竟办过一下企业,用严介和的标准衡量,显然我不属精明+精明的那一类,列入厚道+厚道似乎又太过分,我自认为是精明不足厚道有余。在商场上玩,不精明是不行的,商场上到处布满了陷阱,有朝一日被人家宰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像我这样的傻瓜又怎么能当经理呢?这是历史的误会,是领导看走了眼。我不是什么人才,但是我认为人才是多方面的,全才是没有的。有的人是经营的高手,但不一定懂技术;有的人可以当劳动模范,但不一定能当领导;有的人可以成为专家学者,但不一定会当经理。用人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当今有一种现象,凡是有才能的人(不论是哪方面的才能)都提拔当官,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结果是既误了人才又误了事,难道实现人生的价值只有当官一条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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